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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装"什么"是"什么—专访著名作家韩石山
【2013-07-06 13:51:08 】 【来源:四川新闻网居家生活频道 】 【编辑:于娟 】

    文 / 桑眉
    在文坛,韩石山有很多“角色”——小说家、批评家、作家型学者……如果你问他最喜欢哪个角色?他会说,“这还用说吗,当然是学者了。前面不必加什么“作家型”,作为作家,我是有愧的。”答案简短,其间有自我认定,亦有自我批评。
    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?几年前采访他的时候,他把我邮件中的一个错字亮红,让我认定他是一个“严谨”“较真”的人。我很喜欢“较真”这个词,觉得它与人的某种品质有关,在我看来它是动词和形容词的“合璧”,可以生动地显现出一个“形象”——一个每做一件事都会全力以赴的人的形象。韩石山十几岁开始写作,历经了中国的“特殊时期”,不懈地努力,不断地改变,而始终不改初衷……
    韩石山曾寄语读者“……努力上进,做好自己能做好的事情,不去做自己做不好的事情。”这也许正是他的座佑铭。为文半生, 无论以哪种“角色”面对读者,他都是努力的、严谨的、是“拉开架势”“正二八径”的……所以,“装”什么“是”什么,恰好。
    2013年春天,韩石山的《装模作样——浪迹文坛三十年》面世。他用一贯的举重若轻的笔触,呈述了自己“怎样登上当今文坛,又怎样泥里水里,曳尾而行……”
    一生角色,“装”什么“是”什么
    桑眉:以前读你的自传《既贱且辱此一生》,很多感慨。往前回溯,你最早是写小说的,在这里,可否谈谈你早期的创作情况?
    韩石山:确实,我最初是写小说的,且还薄有声名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八十年代初,有那么几年,我的短篇小说,可说是“满天飞”,一年写七八个,十来个,几乎全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。也写过几个中篇小说。
    说薄有声名,多薄呢,一九八〇中国作家协会恢复不久,办了个文学讲习所,在全国选了三十二个学员,山西去的就是我。不是省里派去的,是中国作协在全国挑选的。好些省一个也没有,有的省去了两三个。这个讲习所,办了几期以后,改为鲁迅文学院。我们这个班里,后来当了全国作协副主席的有蒋子龙、叶辛、王安忆、张抗抗,当了省作协主席、副主席的,就更多了。在这些学员里,我要算没出息的一个。
    后来所以放弃写小说,有两个原因,一是意识到,自己并没有多少写作小说的才华,与其受苦又受窘,还不如选择一条更适合自己的道路去发展。再就是,八十年代初的“清污”中,受了挫折,辽宁、河南、甘肃、山西,好几个省发表的小说,受到当地报刊的点名批评。这让我意识到,写作并不是没有风险的,而我是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受过批判,住过所谓的“学习班”的学生,心有馀悸,思之后怕,不想因为写小说再惹下什么麻烦,主动放弃了小说写作。
纵然如此,过后看,我认为在八十年代后期,我还是写了几篇优秀的中短篇小说的,比如中篇小说《巴里加思的困惑》,用马原笔法写马原,写了马原的一次山西之行,既写他的行为,也分析他的心理。去年马原的《牛鬼蛇神》出版后,马原又一次热了起来,我看过几篇文章,好些人对马原的认识,都没有超过我二十几年前的看法。还有一个短篇小说名为《一夜春风到天明》,写“我”在火车卧辅车厢里,跟一个佰生女子的情事,情节之曲折,构思之巧妙,过后还让我小小得意了一番。不多说了,我承认,在小说写作上,我是个逃兵,是个失败者。
    桑眉: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你开始以“文坛刀客”“酷评家”的形象存在于文坛。但你曾表示不喜欢“批评家”这一角色,为什么?
    韩石山:不写小说了,做什么,我是不会经商的,还是要写东西。不说别的了,光一个挣稿费养家糊口,加上买书,就不能停下手中的笔。不光写,还要多写。写了一阵子散文。我知道,这种事是不能长做的,人生经历有限,写着写着,就没有可写的了。也写随笔。时间一长,也厌倦了。千字文,豆腐块,别人不说什么,自己看了也觉得气短。鸡零狗碎,针头线脑,岂是壮夫所当为?
    实际上,我是知道我的长项在哪里的,只是不敢面对罢了。面对了,就等于正式承认自己在写作上失败了。从心性上,从所受的训练上,最适宜我的,是做学问。毕竟我是文革前就上了大学,且学的是历史学。当初写小说时,有人就劝我,别写农村题材小说了,应当以文化人为原型写小说。也就是说,他们看出我通心里,对文化人最感兴趣。是对文化人感兴趣,实则是对对文化,对学问感兴趣。但是,学问上事,不是说写什么,马上就能下笔的,得有个准备期。大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我就开始准备转向了,转向做学问。在这之前,几乎是偶然的,让我进入了文学批评领域,三拳两脚,就打开了局面,成为一个所谓的“酷评家”。
    说偶然,是一九九五年去天津参加小说学会的一个会议,认识了《文学自由谈》的实际负责人任芙康。一来二去,成了好朋友,他经常鼓动我写些批评文章。我对此道,也还有点兴趣。最重要的是,我知道该怎么做。不是脑子好使,是我看三十年代的书多,知道像李健吾、梁宗岱、朱光潜这些批评家,当年在文坛上,是怎样枪来戟往,互相撕杀的。有的顾及情面,有的一点情面也不给,比如朱光潜与巴金关于西方油画颜料的辩驳,当年就轰动一时。而当代文坛,当个优秀的作家太难了,当个优秀的批评家又太容易了,几乎可以说,有常识,凭良心,就足够了。常识用于判断是非,良知在于敢不敢直面相对。比如谢冕同时编了两套选文稍有不同的《中国百年文学经典》,瞎子都能看出是不对的,可是有人只是底下议论一下而已,不敢著文批评。怕什么呢?怕谢冕北大教授的头衔,怕谢教授麾下众多的弟子。我觉得,这不是太可笑了吗?谢冕再生气,他敢率一彪人马打进娘子关找上门来算账吗?我的致胜法宝很简单,就是不管批评谁,都指名道姓。也就是,都明着来。不指名道姓,等于含沙射影,等于背后抡板砖。
    然而,通心里说,我是不喜欢批评家这个角色的。文学史,文化史,都是靠作品说话的,批评家什么都不是。一时出点名,只能说是“世无英雄,遂使竖子成名”,这样的名声是靠不住的。一旦文学界的风气好了,你的批评,不管多么尖锐,不过是说了几句大实话而已。
    桑眉:随后,你围绕近现代文学界人物,写了李健吾、徐志摩等人传记——这其中有怎样的因缘?有人认为,这一系列人物传记类著作,使你完成了从“作家”向“学者”的成功转型。
    韩石山:我的真正的兴趣是做学问,但我也知道,我已失去了做学问的好年龄。四十几岁了,做什么学问,都显得迟了。我必须用我的所长,我的所长是,这些年一直在看现代文学方面的书。研究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,是我的长项。写纯粹的研究著作,也不行,最好是写人物传记,用研究学问的方法,写现代文学人物的传记。这样,写小说写散文练下的文笔,也能派上用场。先写了《李健吾传》,接下来又写了《徐志摩传》,这两年,还写了一部《张颔传》,传主是山西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,也是一位古文字学家。这本书,在山西,在考古界,还是有影响的。
    《李健吾传》这个选题,是我自己定的。当时已经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文学研究已没了多少禁区,可以说,能想到的著名作家,都有人开始研究,大都出版了传记。要选一个够档次,又没有人关注过的作家,是很难的。我从香港学者司马长风的《中国新文学史》上看到,李健吾是一个小说、戏剧、翻译、学术研究上,均有卓越贡献而又不广为人知的文学家。还有一点,他是山西运城地区人,与我是同乡,他的老家运城县北相镇西曲马村,离我们临猗县城,只有十几里路。他的父亲李岐山,在河东是一个有传奇色彩的人物。这样的家世,这样的声名,绝对值得下功夫研究,值得为他献上一部传记。出版后,果然颇受好评。
    真正让我在传记文学写作上,赢得声名的是《徐志摩传》。这可不是我的选择,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约我写的,给了三个人物让我选,分别是何其芳、冯雪峰,徐志摩,我一选就选了徐志摩。主要是我不愿意写与政治有沾连的人物,何与冯,与政治都有沾连,徐志摩一九三一年就死了,与现代政治没有什么沾连,可说是一个纯文学人物。写传记,我都是先搜集资料,编年谱,再写正文。李传与徐传,都是这样,一弄就是三四年。徐传是一九九六年接下任务,二〇〇〇交稿出版。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当年就出了书,此后三年之内,出了两版,各印两次。到了二〇一〇年,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在全国出版的十几种徐传中,选一种列入他们的“人文传记”丛书,选来选去,还是选了我的这部。这样就等于,这部书,在十年之内,出了三个版本,五个印次。这期间,我又编了《徐志摩全集》。不管从哪头说,都应当算个徐志摩研究的专家了吧?说是完成了从作家到学者的转变,也说得过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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