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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与成都—写杜甫诞辰
【2013-08-05 11:47:43 】 【来源:人民日报 】 【编辑:于娟 】

    原稿地址:诗与成都——写在杜甫诞

    和其他一些城市相比,成都一个特别之处,便是它和诗的关系格外特别,不仅仅因为那里有杜甫的草堂。说其是座诗城,是有传统来历的。


    曾经听到这样一则民间传说,明朝新都状元郎杨升庵,少年即是天才,7岁那一年,碰到一位县太爷来访,县太爷想考考这个神童,身边的一棵古树枝上正晾晒着衣服,便指着古树随口说了一句上联:千年古树为衣架。没有想到,小小年纪的杨升庵脱口说出了下联:万里长江作澡盆。可谓巧对,且有些气势不俗。
    还曾听到现代流沙河一则传说,他和友人在大慈寺喝茶,听说陈水扁买官贪污一案被判刑17年半,随口说出一副对联:狱中陈水扁,楼下赖汤圆。老成都人都知道,赖汤圆老店原在总府街上,卖汤圆的在楼下,煮汤圆的在楼上,煮好了端到楼下,所以说是:楼下赖汤圆。其中,不仅“狱中”对“楼下”对得好,“水”对“汤”,“扁”对“圆”,更是工稳而绝妙,而“赖”对“陈”字,则别含一番讥讽之味,因为“赖”既有“老赖”又有  “不咋样”之意。
    当然,杨升庵和流沙河本身就是诗人。如此巧对、妙对,不足为奇。成都古今曾经出过的诗人很多,历代来过成都的诗人更是无数,他们的诗写得或联对得再漂亮,并不足以说明成都就是一个诗城。
    能够证明成都是一座诗城的,是诗对这座城市的影响,以及诗如水一样在这座城市蔓延的滋润和普及。
    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,在成都最为大众化的茶馆,曾经有百姓自发的写诗的热情,有好事者将自己写好的诗拿到茶馆里张贴,第二天再去一看,应对者已经如云,和诗者,在茶馆里彼此打擂台,茶客们,则在观看中肆意地评点优劣。诗让人们自得其乐,再没有哪里可以找到如成都茶馆里这样对诗的热闹场景了,想象那劲头赶得上《红楼梦》大观园里的赛诗会吧。
    还曾经读到过这样一则故事,说是抗战期间,在半边街魏家祠堂对面开有一家饭馆,战争期间经济拮据,怕人吃饭不给钱或赊账;饭前先要钱呢,又觉得不大好,既怕得罪人,又怕伤自己的面子。店家便写下一首诗,贴在墙上:“进门好似韩信,出门赛过苏秦,赊账桃园结义,要账三请孔明。”句句用典,又通俗好懂,众人皆会意而笑,皆大欢喜。在成都,诗不止于诗家之间风雅的唱和,而很实在,很实用,又有几分居家过日子的恬淡和狡黠,以及艰辛日子里的苦中作乐。
    还曾经听说过这样一则民间的小诗,作者不详,但在成都流行,说的也是成都的事与人,其中头两句是:明皇无宫,薛涛有井。说的是唐玄宗流亡成都,落魄得没有了自己的皇宫,但同在唐朝的薛涛,却有自己的美景和美名而流芳千古,与世长存。对历史的调侃与褒贬,尽在简短的诗句之中,体现了成都人的智慧与幽默。
    在成都图书馆查阅资料时,在书架上翻到一本不起眼的小书,是一位叫何韫若的退休老人写的一本《锦城旧事竹枝词》。老先生沉潜多年,集腋成裘,百余首竹枝词,遍写成都民俗民风,不仅有史笔钩沉流年往事,又有诗心抒写怀旧之情,是一本难得的成都民俗历史的民间纪事。
    或许,上述的一切并不足以令人完全信服成都就一定是座诗城。再举一例,便是在成都,连乞丐都能够写诗。也许,这样的乞丐只是丐帮中的凤毛麟角,属于有异秉者,但他们确实曾经存在过,并为成都留下了他们不俗的诗作。这在别的城市里,我还真的未曾听说过。
    过去的年代里,乞丐的生活颠簸流离不好过,特别是到了深秋和冬天,冷风刺骨,更是饥寒交迫。夜晚,店铺打烊后,会把剩余的炭火倒在街上,乞丐这时候会一拥而上,抱着那残火取暖。老成都人称之为“烘笼”。曾看过乞丐写下“烘笼”的一首诗:“烟笼向晓迎残月,破碗临风唱晚秋,两足踏翻尘世路,一盅喝尽古今愁。”诗写得确实不俗,又文气十足,居然可以把寒夜里争抢残火的凄凉写得如此诗意盎然。让人不得不叹服,乞丐中也有诗人,并非天方夜谭。
    1913年,成都慈善人士曾经在北门一破庙旧址上搭建一排瓦屋,专门供乞丐在寒冬时有个避风的地方,并取了个典雅的名字,为“栖流所”。没过多久,便被乞丐在门上贴了一副对联:“是士绅工商之友,与魑魅魍魉为邻”。联对得工稳又俏皮得很,一点不亚于杨升庵和流沙河。
    一座平民化的城市,才能够将诗从高雅的殿堂上拉下来,让诗和自己平起平坐。一座有诗的传统的城市,才可以使得乞丐都能够拥有诗的才华,让诗真的走进民间,有了烟火气,处处花开一般,都可以绽放出诗来。
    清末有这样一首竹枝词:“石马巷中存石马,青羊宫里有青羊,青羊宫里休题句,隔壁诗人旧草堂。”这里所说的,便是处处有诗,处处有诗人,就在隔壁呢。
    成都的诗的传统,要得益于杜甫和他的草堂。如果当年杜甫没有来成都,而是在别的地方盖了一间草堂,那也许就另当别论了,就像蒲公英的种子,飞落在哪里,哪里就生根发芽。诗的传统,其实就是一种文化的底蕴。它靠的不是一朝一夕,而是长久岁月的积淀和打磨,才化为了这座城市的血脉和基因。
    记得同为诗人的冯至先生曾经说过一段话:“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了杜甫的生地和死地,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。”这实在是成都的福气。成都人便也格外珍惜这一福分,将杜甫当做自己的诗神,把草堂当成诗的殿堂,每年人日即正月初七这一天,都要到草堂里祭拜,已经成为了由来已久的传统,成为成都人的庆典节日。如今,草堂的杜公祠前还悬挂着何绍基题写的楹联:“锦水春风公占却,草堂人日我归来”。今年是杜甫诞辰1300周年,自然,成都人更格外在意,来草堂的人会更多。诗的传统在一座城市走过了一千多年,这座城市又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成色?
   安史之乱后,杜甫携带自己的稚子,从甘肃的同谷步行了一个多月,才走到了成都,投奔到当时任剑南节度使的朋友严武门下。但不多日后,杜甫坚持搬出条件优越的严府,而居于简陋的寺院之中。日后,在浣花溪旁搭建一间茅草屋,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草堂,写下《堂成》一诗,其中一联:“暂止飞鸟将数子,频来语燕定新巢。”道出了草堂建成时的情景和心情。才有了以后我们见到的“细雨鱼儿出,微风燕子斜”,“秋水才深四五尺,野航恰受两三人”,“自去自来梁上燕,相亲相近水中鸥”……这样我们司空见惯却又情趣盎然,令我们会心会意,平易得任何人都懂得的诗句。我一直这样认为,正由于杜甫自身这样的平民性,造就了杜甫诗歌的人民性,也才造就了成都这座城市诗歌传统的平民性,让诗和这座城市的人们心心相通,让诗不再是高雅的代名词,不再是诗人的专利,而属于大众和这座城市的每一棵树,每一朵花。
    成都,便不仅是一座茶城,一座花城,一座美食城,还是一座诗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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